关于60多年前边疆教育的一些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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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安宅认为边疆教育至关重要，搞好了“不但直接促成边疆的现代化，也间接促成内地教育的创化作用”，“边疆教育是解决边政与避免或减轻军费的惟一根本大计”。边地“形同化外”，边政不善，社会极不稳定，政府采羁縻或弹压政策，糜费浩大而收效甚微。崔德润认为“所谓根本解决不是征服或残灭，而是施以教化，使之成为现代化之国民。政府若以用兵的费用来办教育，提倡文化，收效定较今日为大”。

一般来说，边疆地区要稳定和发展，有两个必要条件，一是发展经济及与内地的贸易，使之与内地经济产生不可分离的关系；一是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，培养边地民众的“国族意识”。当局在边地也开设有学校，但有名无实，曾在川西理番担任医药工作的侯慕渔观察到，国民学校“数量少得可怜，而质量方面更谈不到。所谓国民小学者，有些地方，不过只有招牌而已。”边疆教育之困难，原因何在？侯认为是“因为经费困难，师资缺乏”，边地条件艰苦，交通不便，精神食粮匮乏，“无书报及杂志可供阅览”，难以留住人。这是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的，那么从受教育者来说呢？在人为环境上，边民对学校的猜疑和畏惧心理根深蒂固，认为那是“软化他们的法宝”；边地农民生活困难，儿童很小就要在家帮活，家长不愿意孩子入学；彝族地区风行“打冤家”，学生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。在自然环境上，边地辽阔，学校很少，“很难找一个人口够密集的中心为设立学校的地址”，路途遥远艰险，导致生源严重不足。” 字串8

上面只是就教育的主体和受体两个角度而论，如若考察教育的客体即教育的过程或方法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也是边疆教育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朱家骅也说，“边疆教育之成败，系乎人，尤系乎其人所用之方法。”他认为“凡入边教育人员，必须熟悉边情，通晓边疆语文，对边地同胞之宗教信仰，应有同情的了解，对于边地同胞之生活习惯应全部适应。”也就是“先从其异，渐求其同”即先“适应”，再求“融合”，将各族文化优良部分，“融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”，“无论适应与交融，要皆以增益国族文化为极则。”如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边教的话，显然多不达标，从师资来说，边区缺乏，内地来的老师大多浅尝辄止，少有扎根边区者；从教学语言来说，多用国语，能用当地语言或愿花工夫学习方言的都很少；从教学内容来看，与边区生活隔膜，无法调动学生的爱好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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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推动边疆教育，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准，边部为此也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。边部非常重视教育工作，由于工作人员注重改进教学方法，调整教学内容，办学成绩较为显著，引起了地方政府及村寨边民“领袖”的高度重视。许多地方邀请边部前往筹备学校，但边部从不贸然答应，必先对该地之环境、人口做细致的调查研究，以认定是否满足办学的最起码的条件。对于内地教师很难久留边地这一事实，边部认为，归根结底要“多练习本地人作师资，充实经费，强迫教育，编选适合于边情的课本”。换言之，即边部一贯强调的，其所做工作多为“表证示范”，其目的在于培养当地人，让他们能自行完成边地变革。